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 其十二 柳堤

　　这是一首写景诗。画面的主色调既不是令人目眩的大红大紫，也不是教人感伤的蒙蒙灰色，而是在白水、青山之上蒙上一层薄薄的雾霭，诗人从而抓住了夕阳西下之后的景色特点，造成了一种朦胧而不虚幻、恬淡而不寂寞的境界。这种境界与诗人当时的心境是一致的，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所说：“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返，心亦吐纳。”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代开元年间（713-741），泗州城自宿迁县移治临淮（在今江苏盱眙东北）。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说，泗州南至淮水一里，与盱眙分界。到了清代，州城陷入洪泽湖。诗人当时站在泗州城楼上，俯视远眺，只见烟霭笼罩之下，波光粼粼的淮河像一条婉蜓的白带，绕过屹立的泗州城，静静地流向远方；河上白帆点点，船上人语依稀；稍远处是一片丛林，而林梢的尽头，有一抹淡淡的青色，那是淮河转弯处的山峦。

　　前两句着重写水。用了“渺渺”二字，既扣住了题目中“晚望”二字，又与后一句的“夕霏”呼应，然后托出淮水如带，同孤城屹立相映衬，构成了画面上动和静、纵和横的对比。舳舻的原意是船尾和船头，在这里指淮河上的行船。诗人可能是嫌全诗还缺少诉诸听觉之物，所以特意点出“人语”二字。这里的人语，不是嘈杂，不是喧哗，而是远远飘来的、若断若续的人语。它即使全诗的气氛不致于沉闷，又使境界更为静谧。唐代诗人卢纶《晚次鄂州》诗说“舟人夜语觉潮生”，为“舳舻”句的出处。

　　三四两句着重写山。在前一句中，诗人不从“山”字落笔，而是写出林后天际的一抹青色，暗示了远处的山峦。描写山水风景的绝句，由于篇幅短小，最忌平铺直叙，一览无余，前人因此这样总结绝句的创作经验：“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元代杨载《诗法家数》）对此中“三昧”，诗人深有体会。在他笔下，树林不过是陪衬，山峦才是主体，但这位“主角”姗姗来迟，直到终场时才出现。诗的最后一句既回答了前一句的暗示，又自成一幅渺渺白水绕青山的画面，至于此山本身如何，则不加申说，留待读者去想象，这正符合前人所谓“句绝而意不绝”（《诗法家数》）的要求。

　　秦观以词名世，他的诗风清新婉丽，和词风颇为接近，所以前人有“诗如词”、“诗似小词”的评语。就此诗而言，“渺渺孤城白水环”之于“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林梢一抹”之于“山抹微云”，“应是淮流转处山”之于“郴江幸自绕郴山”，相通之处颇为明显。但此诗情调尚属明朗，没有秦观词中常见的那种凄迷的景色和缠绵的愁绪。

参考资料：

　　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凄然，望江关，飞云黯淡夕阳间。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远道迢递，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湲。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

　　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名利，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渐呜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作为词史上颇负传奇色彩的“才子词人”柳永，其词一向以一“创”字为挈领。他自创词牌，不拘一格，如《迎新春》、《黄莺儿》、《戚氏》等等；他擅改词格，大大丰富了词作为一种抒怀文体的内涵，并成为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著称的苏轼词的先导；他万事随心恣性，是世俗礼教为无物，敢为人所不敢为，能言人所不能言，如他的《鹤冲天》、《凤归云》、《定风波》、《宣清》、《尉迟杯》等等。故有人认为，柳词之所以为柳词，只在一“创”字耳。而若言“创”却不提《戚氏》者，必为孤陋之辈也。

　　据前人考证，《戚氏》当为柳永独创，且仅见于其《乐章集》之中。全词分为上、中、下三叠，共212字，为词史上第二长词。仅次于南宋时吴文英之《莺啼序》。其价值为何余虽不敢妄断，然宋时“《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的评价也必非空穴来风。故今以此苍白笔墨，粗评《戚氏》，亦只当学柳永的“为人所不敢为”罢了。

　　从词中“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来看，当写于湖北江陵，当时柳永外放荆南，已经年过五十，只做个相当于县令的小官，心情自然十分苦闷。这种情绪在这首词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全词共分三片：头一片写景，写作者白天的所见所闻第二片写情，写作者“更阑”的所见所感第三片写意，写作者对往事的追忆，抒发自己的感慨。

　　上片开头描写微雨过后的薄暮景色。只用“晚秋天”一句点明时令，先写景前驿馆内之衰残景色，也初步构画出了全词的凄凉基调。柳永其人，向来对春、秋二季尤为敏感，然不同处却在于，他写春，只是代人伤春，而晚秋的悲凉，向来是他留给自己的伤感。而今又逢暮秋，“一霎微雨”带着薄凉的情态洒于庭轩。所以这位才子词人，又开始思绪飘渺了。他首先看见的，是庭轩中的“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柳永不愧是融情入景、以景写情的高手，接下来的一个“惹”字竟真把那秋的萧索写活了。那淡薄的“残烟”，非关天气，不是雾气，竟是这庭轩中的“零乱”、“萧疏”给“惹”来的！园中景物正渐至精彩处，词人却笔锋一转，“望”向远处的“江关”，由近及远却丝毫不显突兀。那他究竟望见了什么呢？“飞云黯淡夕阳闲”。云正憔悴，夕阳又西坠，也难怪词人想到了那个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而得来悲秋之名的宋玉。“临水与登山”，向来是古代文人念远伤别离的悲情时刻，作者由今怀古，也无非是感叹一句：逢秋而悲感，千古一辙啊！这笔锋已转得太远，又该如何继文呢？柳永不愧自封的“才子词人”，这稍一调转，便是一个柳永式的大回圜：“远道迢递”，忆及“宋玉悲感”之后，如此轻松地就有回到了眼前的景况，不着痕迹，天衣无缝。面对长路漫漫，作为“凄楚”“行人”的他，正走在自己无限厌恶却又不能不会不舍放弃的仕途之路上，一面痛恨“名牵利惹”，一面甘之如饴。行文至此，那贯穿于词人一生的矛盾开始在这“驱驱行役”上初露端倪。内心挣扎如柳永，对与自己心境相仿的“陇水潺湲”自然也就“倦听”了。下文又略嫌不合拍地以一“正”字引出了那让词人心情更加烦躁的“蝉吟败叶，蛩响衰草”一句，不合拍的同时，又与首句中的“晚秋天”大为契合，实乃绝妙。这等怪词妙语，必非柳永不能为也。心绪烦乱无以抒怀的柳永，在“相应喧喧”的蝉嘶蛩鸣中，结束了上阙的叙景描情。

　　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上的转合映衬，这浓浓的衰秋哀情，在内容上甚至词调上，都为后文的抒情做足了铺垫。而观这首阕，若为一般词人，在叙景已足，多一笔即为画蛇添足的叙述之后，又该续写些什么呢？此处足见柳永的流水行文。

　　中片时间上紧承上片，由傍晚而入深夜。先景后情。“孤馆度日如年”。次叠一开词人就是这般自述身世的一句。“馆”是“孤馆”，就连上文所言之“庭轩”也不过是他柳永羁旅之途上的一方借宿之地。独在异地，独望江关，不由让读者对上片中的“凄然”二字有了更真切的实感。而此时，“凄然”的他正在“孤馆”中“度日如年”。词人终是不堪寂寞的，失了“针线闲拈伴伊坐”的知己，他也只能寄望于与知己红颜共沐同一片夜空了。这孤索之夜，竟已渐深，“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了。只一失神间，词人再次凝望起那片空有亮白色温馨却又无情至极的“绛河”了。“绛河”，这样一个冰冷的词，难耐凄凉如柳永者，该是怎样的孤凄心情读者也就可想了。这时的他，却偏故作坚强与无所谓的坚持自己的固执：寂寞只是表象，那“婵娟”的“皓月”却不正是代表团圆么？至此，那柳永式的矛盾已暴露的更深。对月而不怀人，又怎是白衣卿相之本色？“思绵绵”三字，一字一韵，引出了词人如泄洪般的情感，字字句句都是他对命运的质问。此时的他，已到了风中之烛的残年，没了少时的轻狂不羁，所以这怨世的情感，他也只从自身写起。“那堪屈指，暗想从前”。这样一句，几乎让读者也茫然了。在柳永眼中，在此时的柳永心里，不堪他回首的，究竟是“小楼深巷狂游遍”的“恣狂踪迹”，还是为那“蝇头利禄，蜗角功名”的“恁驱驱”呢？他没说。下文却有如似检讨的一句：“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这一句，是含了极大的怨气的。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正是因了他一生缠绵于“绮陌红楼”，才导致了他终老而“未名未禄”的。这也可以说，他对自己一生的“恣狂心性”后悔了。可让读者综观词人的一生，也不免失笑：他柳永若真有这般“觉悟”，又怎会落得这“未名未禄”的凄凉呢？对于此时怨气极重的柳永，读者何不把这样的检讨当做气极怒极的他的“正话反说”呢？当然，这也可以是词人对自己一生徘徊于仕途与红颜之间的优柔寡断的一种怨恨。一家之言，有让名家嗤之以鼻处，权当玩笑耳。

　　这一阙，是词人对内外远近的大转合之后回到自身的慨叹。自然而然地由反衬自身凄凉的美好夜景转向对自己“一生赢得是凄凉”的感慨。极尽柳词“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的词风，这又是柳祠的又一奇异处。白描，铺叙，字字入情入理而毫无穿凿之意。上片的寥廓之中而见苍凉，中片的凄婉之中而不失条理。词的末阙，又能给读者的感官以怎样的冲击与震撼呢？

　　下片继续写狂放不羁的少年生活，与前片衔接细密，有陇断云连之妙。“帝里风光好”。好一个“风流才子”柳三变！在词已尽，意已歇之际，这一句又给了全词多大的空间！接下来，就该是忆旧了吧。可众所周知，市井词人柳七的一生都与“绮陌红楼”、红颜脂粉脱不了关系，他又该忆哪个呢？“堪人属意”的虫娘？“家住桃花径”的秀香？还是与其“四个打成一个”的师师、香香、冬冬呢？让读者试想，如果此处他只忆起其中的“某一个”的话，全词会收到怎样的效果？哪怕他的前二叠写得再如何精彩，这《戚氏》一首的词调都只能算作低下了吧。词人此时大概已近花甲之年，他忆起的该是他的一生，而不仅仅是与其“浅斟低唱”的某一个。所以此处的他忆起的是“当年少日”的“狂朋怪侣”，是他少时的奢靡生活。都说年少轻狂，更何况这年少之人还是他柳永，又加那许多志趣相投的“狂朋怪侣”，怎不让人心醉？柳永不是圣人，那样的生活，他曾经陶醉过。并且此时忆起，也并非悔恨自己当年的颓堕，而只是慨叹时光易逝、年华似水之意而已。“遇当歌、对酒竞留连”。这样的词句，词人写下时的心境何为，连读者也是不忍想象的。也无需读者想象，下句“别来”二字就已足足道出了作者空忆当年的痛楚了。那样的生活，早已随时光远去了呀！“迅景如梭，旧游似梦”。以往日之欢娱，衬今日之落寞。很通俗的比喻，却让读者眼前出现了词人那再清晰不过的痛苦面容。逝去的日子如云烟，被岁月这柔沐温和却又狰狞至极的风吹得一丝不剩了。往昔再不会回返，又怎能不让作者长叹呢？接下来的一句引出“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这一痛苦的根源，作者并未有明确的态度。重又回到现实，是作者的自问，也是作者的茫然。这是全词中作者矛盾心理的第三次深化。让读者看这全词中作者唯一一次以第一人称的发问：“烟水程何限？”这样的碌碌奔忙，到底何时才是尽头啊？这样的笔力，是没有切身经历之人万万难及的。这一瞬间的情感爆发之后，又转入了议论：“念名利、憔悴长萦绊”。这可以说是议论，也可以说是收束，是对上文的种种心境的一种慰藉：他一生不曾放弃对名利的追逐，那么如何地憔悴也自是命里该着的，又何必在此枉叹呢？因此作者为强调自己的“无事觅闲愁”，又以感情更加强烈的方式加了一句：“追往事、空惨愁颜”。至此，议论结束。不知不觉间，已是一夜的辗转。而“稍觉轻寒”之后，才蓦然惊觉“漏箭移”了。时间已是接近拂晓，又听闻远处“渐呜咽、画角数声残”的乐声，那“轻寒”，想来也是入情、入心地难以承受了。而此时的词人，此时抱臂“对闲窗畔”的词人，已是渐趋于平静了。无论有再多的不甘，无论有再多的憾恨，他也只能继续上路了。“驱驱行役，苒苒光阴”早已注定了他一生的奔碌不平。而这“停灯向晓，抱影无眠”的一夜，也只是他万千千万个难眠之夜的一个剪影吧。

　　最末一叠并不能算作全词的高潮部分，可这由此及彼、由今忆昔又由昔论今的一波三折，也无疑是给此文的情调注入了更新鲜的血液，一代才子词人于这诗余曲源的词上的功力也可见一斑。“孤馆”中独自伤今的词人本已有孤凄苍凉之态，再加上“年少日”“暮宴朝欢”的神来一笔，真真是让这一阙《戚氏》同时有了不逊于诗的含蓄不亚于曲的直率。于蕴秀之中见真切，于深惋之中显淋漓，正是柳永本色！

　　这首《戚氏》说是词人一生的总括也是不为过的。全词由近及远、由远至近挥洒自如；抚今忆昔、由昔感今一气呵成；由傍晚到深夜、由深夜至黎明一丝不乱；由眼前望江关、由孤馆怀帝京自然运转。描情叙景、铺叙怀旧、旷古达今，真正是独属于柳永的悱恻动情与荡气回肠。在词的内容上更是大开大阖、毫无避忌、一气贯穿。长达212字的长词一韵到底，与平常之中显其非同寻常，却无一丝险韵，自然而然。莫说是这词上，便是今人作文，又能有几个如《戚氏》般细针密线，平稳中而字字嵌插不失作者个性的奇异之处、棱角之笔？今人自知。

　　尤其是词的最后，这白衣卿相留给读者的最后一个镜头：天上一颗白亮的启明星遥挂，星下一袭长衣及地“对闲窗畔”的词人被定格的身形，孤索，凄凉。宋人将之与《离骚》媲美，认为是前后辉映之作，可见其时誉之盛。宋王灼《碧鸡漫志》：“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宋人的评价，让这首冠古绝今之词当之无愧！

参考资料：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自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自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自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自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自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自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自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自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自伤自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自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自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自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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